小小的我也要拥有普通人的弧光

    ◎郭千华

    2024年末，《小小的我》和观众见面了，为贺岁元旦档带来一丝暖意。流量明星的加入，让这部小众文艺片未映先火，残障相关话题也在社交媒体中浮现。关于残障人的电影，我们曾看过《漂亮妈妈》《海洋天堂》《推拿》《雨人》《我是山姆》等等，在励志感人之外，残障人士的故事还有哪些新叙事、新表达？我们又该带着怎样的期待去看《小小的我》？

    平视与丰满 失语与发声

    随着《小小的我》上映，“吃题材红利”等质疑之声也纷至沓来：展示脑瘫患者刘春和特殊的肢体语言，是真实还是卖惨？只有当镜头真实呈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并以他们的视角看世界，才能提出有力的反驳。

    在《小小的我》中，导演采用了青春片的叙事类型，以手持镜头勾勒出他的肖像，讲述了这位残障青年“成长的烦恼”。走路摇摇晃晃、颤颤巍巍，手持摄影与跟随拍摄让观众“沉浸式”感受到刘春和的视角，也能够跟随镜头的晃动感受暗流涌动的情感，顺利抵达刘春和的内心世界。

    以往残障人的银幕形象，有创造奇迹的天才，有被怜悯、被抛弃的可怜人。可这一次，刘春和的故事很平淡，影片既不“仰视”也没“俯视”，而是着眼于他的“普通”——透过镜头语言，以一种平视的态度呈现刘春和的生活碎片，捕捉生活的艰难与华彩，展现出他要做一个“普通人”的需求。

    电影开篇，刘春和去一家教培机构面试讲师职位，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这一段折射刘春和内心世界的独白，导演用一个缓缓推动的长镜头记录了刘春和的细微表情，随着镜头推移，其精彩内容和情绪起伏感染了现场学生，观众也在不知不觉中与镜头视点合一。这段戏不禁让人联想到电影《红樱桃》，孤儿楚楚在讲述父亲被法西斯刽子手杀害的情景时，创作者使用了类似的拍摄手法，纪实长镜头让观众成为身临其境的体验者。

    导演对环境音的使用也熨帖人物情绪。当教培机构负责人与刘春和外婆交谈、婉言谢绝刘春和的求职时，刘春和将目光转向窗外，此刻说话声被蝉鸣取代，他无处可诉的苦闷情绪也蔓延开来。当刘春和一个人出门去咖啡店应聘、在马路中穿行时，摄像机遥望着他，交通噪声被放大，音画组合给观众带来了压抑感和紧张感。“步行出门”这样对常人而言的简单小事儿，对刘春和却是一场艰险考验。

    以往拍摄残障人士容易流于“符号化”，偏爱“以情动人”。残障人士像某种苦难的象征，要么成为身残志坚的代表，要么成为被拯救的对象。但《小小的我》不同，刘春和的形象是主动的、善于思考的，他的“发声”无处不在：向妈妈表达需要“隐私权”，积极应聘教师、咖啡师，要求学习开车，遭遇歧视后写信投诉，敢于向心仪的女孩剖白自我，在聚光灯下争取权利……这些桥段让刘春和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，“小小的我”也拥有作为一个“普通人”的人物弧光。

    影片对刘春和主体性的建构，也离不开外婆形象的设置。作为春和身边最亲密的抚养者，外婆豁达乐观又坚韧强悍，以一种平等、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外孙。她收拾行李箱，故意把丝巾交给春和来整理；她喊老年朋友为春和庆生，告诉春和喝上两杯酒也无妨；春和吃完饭自己洗碗筷，她从不包办；春和喜欢雅雅，她就为两人创造见面机会；春和努力考师范大学，她攒钱支持；春和想考驾照，她陪同前往；老年合唱团缺一位鼓手时，她也要求春和顶上去。

    这不只是理想亲人关系的写照，平等对待残障人士的范本，也在用影像为残障群体提供可行的生活指引：充分接纳自我，积极面对生活，像所有“普通人”一样努力追梦，力争做自己生活的“主宰者”。

    保护与剥夺 傲慢与偏见

    在关于残障人士的高口碑影片中，情感是故事的重要切入点。比如我们熟知的《我是山姆》《雨人》，父女情、兄弟情成为影片的最大看点，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残障人士生活的复杂性和他们面临的异样眼光。在《小小的我》中，没有生离死别的场面、大开大合的情节，电影在戏剧性与现实感、温情与残忍之间保持着平衡克制，呈现残障人生存状态的同时，展现出富于人文精神的理念。

    在《小小的我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残障群体面临的困境不只是身体不便，由此引发的精神伤害才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。影片中，刘春和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充满戏剧张力。母亲对残障儿子既有不满和担忧，又有关爱和愧疚，而幼年刘春和因偶然听到父母说“没有他会轻松很多”，从此宁愿睡在行李箱中躲避现实、寻找安全，也不愿再对母亲敞开心扉。

    刘春和几次积极“入世”，结果却都喜忧参半。明明靠实力得到了咖啡店的工作，却依然被人议论是得到特殊照顾；公交车集团邀请刘春和参与整改会，却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他的意见和建议，只是打着关爱旗号，用“米面油慰问三件套”敷衍了事。

    此外，电影也触及了一些偏见。由于患有脑瘫疾病，刘春和在家里没有自己的房间，几乎时刻生活在家人的管控之下。母亲更是忽视他的内心需求，从穿衣、交友到上学、求职，全都替他做决定。可以说，母亲简单粗暴的控制是出于对他的保护，但这种保护也是一种剥夺。

    歧视比残障本身更残酷。电影中备受争议的爱欲表达、做梦片段，似乎与现实形成了微妙互文：残障人士的爱欲需求总被身边人忽略，因此这些画面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观众的心理。

    比理解“残障人也有情欲”更难的是理解“残障人也可以坦然表达情欲”。这份渴望如此重要，它包含了身体意象、关系互动、情感满足，折射的是一个人内在的自尊和自爱，意味着残缺的自己被接纳、被包容。

    近年来，关于文艺作品中残障人的爱欲探索，前有史铁生，后有余秀华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推拿》也曾引发探讨。这些作品改变了之前该题材叙事的刻板化表达，主人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饱满的生命力也因此跃然纸上，打破了我们对残障群体认知的牢笼。娄烨执导的同名电影，也让他们的情爱困境一览无余。

    这一点在刘春和身上也同样存在，即使与异性相谈甚欢也难以如愿。当漂亮姑娘雅雅出现，镜头特意表现出她跑跳时的活泼灵动——与刘春和的孱弱迟缓形成鲜明对照。刘春和对雅雅的情感，除了青春少年对异性的爱慕之外，也夹杂着对健康体魄的向往。

    很难得的是，《小小的我》没有回避刘春和的现实困境，更没有给他一个完美结局。史铁生曾尝试过自杀，刘春和也一样，他曾在向死和求生中不断摇摆；即使考上了师范大学，前路也必将面临更多质疑、更多挑战。

    但不论痛苦还是欢欣，残障人群需要“被看见”。在这个元旦档上映，《小小的我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让我们像导演一样，以理解、欣赏的眼光看待刘春和对生命的无尽追寻吧，带着不完美的自己轻装上路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